出身北非阿爾及利亞，在封閉年代擠身法律業界，推動社會改革，艾里米可以說是一個標竿型先進人物，「反骨」則是她數十年法律生涯回憶錄。這本書如作者自言，是由幾個具有代表性的訴訟案件所組成，沒有明確時間序列可尋，甚至因為化名代號而難以對照現實。但是透過充滿問句與驚嘆號的澎湃筆調，讀者依然能體會到艾里米在保守法律界初試啼聲的熱情，也感受到堅信人權價值的她面對軍事法庭的沮喪無助。與許多雖然克盡律師責任，但卻沒法提出完整理念的名律師不同，艾里米不斷在書中結合法庭經驗表述自身理念，這些包含死刑與各種法律責任判定的人權理論雖然仍非定論，但艾里米所言所論卻是人們該與之進行對話的重要議題。 　　

檢視艾里米的性別觀點，可以發現她針對性別問題的看法已超脫許多拘束和自以為是。她懂得爭取，也懂得接受批評。忙碌的她對家庭深感抱歉，但卻深知該說抱歉的是自己那份家庭責任，無關社會習慣加諸於女性身上的母性或婦德。 　　

而一場以悲劇收場的家暴訴訟案，艾里米如實呈現了女性受虐在傳統社會結構中的定位：無端受丈夫暴力相向的女性，並不缺乏親戚與地方人士的聲援，但這些勸合不勸離的救助形同虛設，丈夫在全鄉人士前低頭認錯，但回家後又幾乎打斷了妻子的手。沒有經濟自主的妻子，以及反對暴力卻不願根本解決問題的社會，即使有法律作為後盾其實都屬枉然。就好比艾里米經手的這件案子，當受虐妻子決心告上法院要求分居後，崩潰的丈夫竟拿槍當庭殺害妻子，社會當然痛批殺人兇手，但卻不忘添加上「因愛生恨」的諒解，時間一久，社會問題便成為傷心往事罷了。 　　

是否應該責怪警衛沒在失控的丈夫進入法院前加以搜身？但是這位丈夫只是一個為了自己婚姻問題來法院申訴的公民啊──艾里米沉痛地點出看待社會悲劇應有的角度：這些悲劇永遠是個亟待解決問題，而不是茶餘飯後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