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一社會的不平等及貧富落差，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趨疲及產業轉型陷入瓶頸，於常民及政府政策擬定的過程中，愈加成為不能忽視的現象。就普遍的看法觀察之，單一社會的不平等常常被認知為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是以諸如北歐數國採行的重稅高社福制度，便成為普羅群眾設想的理想社會狀態。然而，《父酬者》一書開篇即將此種幻想打破。

《父》改變尋常的社會流動性分析統計方式，改以姓氏作為分析流動性的著眼點，藉由觀察少數罕見姓氏家族的社會階級變化，重又提出了另一種階級流動觀察。經《父》書的分析，北歐福利國家的社會扶助體制對社會流動並無明顯助益，社會流動率並未在不同階層展現相同的強度，由是作者葛瑞里.克拉克提出一個新的觀點：社會流動的根本因素不在社會本身，而來自於單一家庭，而這種家庭的影響力並不完全來自資源的承繼，而是某種基因性的差異。

父母提供子女資源以鞏固社會階級的效益極其有限，因此社會流動的根本趨力，實則來自婚配/伴侶的揀選。封閉的/同階級婚配關係導致基因型(族群特性)呈現閉鎖發展，表型(社會地位)長久維持；是以藉由觀察表型及基因型的外顯落差，有可能選出具有潛在基因優勢的伴侶。在起自於階級意識的婚配關係中，階級流動被封閉在有限的姓氏/家族內，外部的社會彌補機制只能小量調整流動性，而僵化的流動性法則帶來的，即是人口朝向長期優勢及無優勢兩極化發展。

然而，《父》書又指出低社會流動性實則不能等同於社會階層的僵化，主因在於公領域(政策)對私領域(家庭)的代際流動性影響及倍力效果不明顯，在資源移轉無效的狀況下，即檢證了社會流動性業已處於最佳/極限狀態。而不平等的存在，不應由低流動性著眼檢視，而應強化重分配、多元價值鼓勵等項目－亦即打破決定社經不平等的制度。

葛瑞里的觀點是有趣的，流動性的閉鎖被突顯出來以後，他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從本質捨棄掉流動的可能性，從新改變既有的階級關係，然而實際的作為如何?既有資源的壟斷問題如何解決?似乎並沒有在書中有具體的方案。再者，作者以姓氏/家庭作為分析取樣的標地，雖則於不同國家地域俱有相異的判準，然而正是由於這種相異的判準，是否可能導致統計分析效益的降低?此則是研究方法面稍稍令人疑慮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