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那些崇拜使者的人哀悼吧，因為魔罕德已經死了；但是讓那些崇拜真主的人歡慶吧，因為祂必定活著。」－引自本書頁382

許或對於某些宗教是種褻瀆，但是我始終相信，各種不同宗教信仰龐雜花亂如高臺疊架高臺的祭典科儀裡展現的，實則是信仰者/人的本質，而非神祇的本質；毋寧說，神的形貌正來自於人的投射與某種對全能的想像，但那個想像卻也是完全無法被人所掌控的。

於是在吉百列為號角命名以前，號角就只是號角，而在他命名以後，號角就成為吹響憎恨與毀滅的天使了。

「『他們描述我們，』對方(虎頭怪)嚴肅但輕聲地說，『就是如此，他們擁有描述的權力，而我們會變化成他們建構的形像。』」－引自本書頁167

就是描述－來自那些為之命名、給予意義、指點唐突的他者，旁觀之人，不在其中的群眾－話語權的被掌握與再詮釋正是《魔》書亟欲指出的伊斯蘭教世界困境，而那個進行敘述作為的主體即是英國(西方世界)；一種東方主義式的妖魔化想像，而外來者在如斯的權力體系中成為了受迫者，也同時成為了被拯救者，於是我們可以從薩拉丁的矛盾性中看出這樣的妒恨/親愛關係如何展現，個人又是如何亟欲與整體(宗教/國族/家庭)切割撕裂，這也促成了爭奪話語權的兩個路徑形成：勉力變作主體(西方世界)或者乾脆變作他者(東方世界)。這種過程於是反映在吉百列與薩拉丁這兩名差異極端的人物上：一個是在孟買以扮演各種神祇聞名的演員，一個則是在英國不斷變化各種聲音的口技的配音員(當然是沒有臉和身分的)。

然則這些來自西方的想像卻只是不斷證成被描述者(薩拉丁或者其他印度南亞移民)的弱勢身份，於是在某種程度上，想要重返話語權巔峰的唯一出路，反倒是徹底坐實那個被妖魔化的他者想像，回身向自己最原始的認同場域，真正進入那個語境之中。一如薩拉丁成為魔鬼以後，米筱對他說的：

「你成了英雄。我的意思是，人們真的可以認同你。白人社會長久以來一直排斥這種形像(魔鬼)，但是我們可以拿到它、佔有它、融入它、改造它，讓它變成我們的一部分。」－引自本書頁278

而這種反身遁入異化情境的作為，在吉百列和薩拉丁身上俱可觀見－我想這許或亦是魯西迪身為一名印度裔穆斯林可能也曾體會過的困境與焦慮－畢竟在以錫克教為信仰主體(甚至地位趨近國教)的印度社會，伊斯蘭教的地位極其邊緣。於是在這種極端弱勢的處境之下，對於自身話語權的掌握便成為了迫切的焦慮，而那種回返總也行以愛與忠誠之名，但那在某些時刻終究是來自一種強大而無可抵抗的拒斥之力量。

「『你看他們有多愛我。』虛幻的聲音說，『世界上任何暴政都無法抵擋這股緩慢、行動的愛的力量。』 『這不是愛，』吉百列哭著回答，『這是恨，是她把他們驅趕到你的懷中。』」－引自本書頁209

然呼召之力強旺，尤其是對那些幾無可能寄望於現世的群體，於是那個被神應允的救贖和可能性何其甘美，但那對全能的神來說都只是夢囈，而那些呢喃似乎也只能通向那些眠睡更深、闔眼愈密的人/使者/先知/天使。由是，夢語經過翻譯，神喻假託人間，吉百列的夢連通所有信仰的時刻、背信的時刻、混沌的時刻或者迷惑的時刻，那些夢境裡有無數個先知，但只有一個神；如若不曾懷疑神，也就不可能去懷疑魔鬼了。

於是由空難中存活下來的吉百列和薩拉丁，頭頂光圈或者腳踏羊蹄其實所見所知皆無差異，信仰由人講說，而魔性或神性也都來自人的本身。於是我們得見吉百列真正擁有神性的時候如何放任世界毀滅，薩拉丁脫離魔鬼容貌以後又如何毒惡的逼使友人瘋狂，但這些都與神或魔無關，實則都是來自人性本身的惡意，只是那些惡意有時能假託信仰與神喻，恨能以愛包裹，仇視能藉正義號召，地獄不是源自對神靈的褻瀆，地獄正源自人類自己。

但救贖也來自人類，號角本無法兀自發聲，端看何人吹號，那能響天堂樂章，亦可奏地獄熾焰；只要不斷質問，探究信仰的本真，對所有憎恨、惡意與盲信抱持懷疑。

「因此我繼續動手腳，也許他只是千慮一失，我心想，誰都有犯錯的時候，所以我第二回做了更大的改動……但是當我唸這一章給他聽時，他點頭稱許，彬彬有禮地向我道謝，我離開他的帳篷時熱淚盈眶。從此以後我知道，我在雅茲里布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但我還是必須繼續做那件事，我一定要繼續。當一個人發現自己信仰的竟是魔鬼，那種苦楚無可比擬。」－引自本書頁382

號角由人奏鳴，你要吹響什麼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