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早期留日,創作頗受日本文學影響,作品也獲日本評論界關注。可惜命運弄人,中日戰爭爆發,他批判日本軍國主義不遺餘力,並前往新加坡,擔任報社文藝副刊主編,宣傳抗戰,揭露、批判日本的侵略行為,後來死於日軍之手,年僅50。郁達夫在新加坡期間撰文462篇,其中政論時評104篇。學者秦賢次整理為《郁達夫南洋隨筆》、《郁達夫抗戰文錄》二書。
祖國抗戰已經歷兩年又六個月,以後正是我們加緊反攻,爭取最後勝利的階段。在這階段裡,文藝的鬥爭力之急須開展,對內宣揚的必需加緊,向漢奸失敗主義思想之急切進攻的尤其重要,自不待言。我們在後面的筆部隊,當然也得重整一番陣容,以求配合著抗戰的進展。地方現實原屬重要,小意見,小感情,原應該尊重。但是舉國一致的大團結,更應該顧到。時至今日,文藝與政治軍事的不分性,就在這些地方可以表現出來。所以,以後,我們寫副刊稿件,不問是評論,或是創作,都應該向這一個方向前進。 在這一年的副刊文字之中,劇本的不能採登,原是一個遺憾。但一則限於篇幅,再則精悍的劇作,也不曾見到,卻是主因。戲劇,富於戰鬥性,能教育大眾,鼓勵...
,並且更能發出新的力量來,助我們國家民族復興的成功。這想不僅是我這編者的期望,當亦為諸君所樂與合作的一件大事業
維持到十年之久的這星洲日報,以後當然更要想法子使牠長成發育起來,擔負起抗敵建
我所以只在希望,希望得在本刊的這一角小田園,而培植出許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國,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來。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的序幕揭開,以後的建國中興與自強,到處都在要求我們全民族的精誠團結與互助。今後的繁星的讀者投稿者,希望也能發揮這一種國民至上的團結的精神!
郁達夫在新加坡不是一個過客,三年裡面他對新馬的文學發展,以及社會文化都起了某種程度的作用。本文前面已簡略說過他對新馬文學界的鼓勵與刺激
郁達夫之所以毅然接受「編副刊」而來新加坡,因為這工作正好配合當時赴海外宣傳抗日的口號
大約在八月初旬,郁達夫退出了「創造社」。八月十四日,達夫在「日記九種」後序上說:「……如何的作了大家攻擊的中心,犧牲了一切還不算,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箭,致十數年來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劍相向,這些事情,或者這部日記,可以為我申剖一二。」翌日,上海的「申報」及「民國日報」即發佈了達夫與「創造社」決裂的消息
略可看出達夫退出創造社的蛛絲馬跡,但達夫實不曾明言。據我的粗淺看法,大約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達夫由廣州回滬的主要目的,即為整頓出版社,負責編輯月刊及「洪水」。回滬後,雖然受盡閒氣終於趕走了周全平、潘漢年、葉靈鳳等「小夥計」,然而七個月內,僅編了二期「創造月刊」(一卷六、七期)及八期「洪水」(三卷二十五期至三十二期)。達夫的怠工引起了同人尤其是王獨清與成仿吾的不滿。 二、達夫的「廣州事情」一文,抨撃革命政府的後方──廣州,對於隨軍北伐中的郭沫若與成仿吾非常不利,引起郭成兩人對達夫的指摘。沬若曾來信責備達夫的「傾向太壞」;仿吾也寫有「讀了『廣州事情』」一文,為廣東政府辯解,同樣刊登於「洪水」...
三、達夫在滬時,以從前執教北大及與徐志摩同學的關係,不時與「現代評論」及「新月」人物周旋,甚至參預其會議,引起同人的不滿,認為達夫背叛「創造社」。 四、達夫的興趣、積習、與當時的傾向,實無法與創造社同人共存下去,只有求去的一途。事隔多年之後,郁達夫說出了部份真相道:「凡屬於黨派的行動,我都不能滿意,我並非和創造社有甚麼不和的感情,只因趣味不同而分手的。有謂我是個人主義者,肆加排斥。但我並不以為意。當時的創造社,年少的左傾分子甚多,我很不滿意他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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