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硯的《1961》

　　作家與時代往往存在理不斷的情意結，這當然是對創作持嚴謹態度的作家而言。 中外大作家常常思考他們所處的時代以及如何表現那個時代的課題。但對本土作家說，我們常處在飄忽的地步；這也難怪，因為文學底蘊深厚的作家尚不多見，而作為文學反映對象的時代，我們尚淺短的歷史也難造就大氣作品的孕育。

　　儘管如此，有心的作家也開始思考我們淺短歷史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二戰題材與抗英戰鬥，便往往成了他們搜索的描寫對象。

　　晨硯的《1961》便是例中之一。

　　這是把生活場景安置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上下的一個三萬來字的短篇，借一群青年學生的離散聚集，點點滴滴的反映了那個動亂時代的若干側面。由於人物都是青年學生，因此所謂的動亂時代不是全方位的掃描，而是相當零碎的；主要是青年學生在左翼勢力支持與鼓勵下集體性的生活活動。對於今天的青年學生來說，這樣的“學生時代”對他們也都是陌生了。因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左翼勢力發展蓬勃，城鄉各地的造反勢頭大，鄉村森林區由馬共領導的武裝力量成為當時政治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全馬各階層的生活都在不同的層面上受到波及，那個時候的學生運動也相應而起，然而，應該指出，晨硯雖然接觸了當時的青年運動，但作為上世紀最高潮時期的學潮高峰已進入強弩之末了。因此，我們在晨硯的筆下看到的只限於一群學生的集體性活動，更強烈的場景則未能見到。

　　由於作家引出了一系列的人物，而每個人物又各有不同的際遇，這時候如果善加發揮，我想這篇小說可以有更豐富的結構。而如果把其中的幾個主要人物，如“從泰國回來探親”的崔清泉、也曾遇到政治風暴而又在商業上有建樹的池振威，以及連欣賞噴水池都有對革命歉疚感的劉正義，這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我想如果在題材上多加集中，讓這三個青年成為書中的“要角”，加以宣染敷演開來，小說會更加豐富的，作者要表現那個時代的意圖會更有效果的。

　　崔清泉的經歷，他“進山”的行為，實在是可以“大作文章”，開闊發展的，要引出時代，這時侯是一大機會，但作者卻略過了，可惜！

　　池振威實際上更有知識份子的氣質，他滿口的左派經濟學原理，在這個特點上給他更豐富和更典型的塑造，會成為作品中一個很特出的形象。

　　劉正義是很有代表性的青年學生了，他組織校友會，派髮油印傳單，開展文娛活動，罵不參加活動的人為“膽小鬼”，這些描寫令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讀來都歷歷在目、頗為生動的。

　　這三個“要角”，再加上一些血肉，相信會更活靈活現。作者雖然小心翼翼地遊筆行文，但到了第11章與15章時，她的筆觸突然開闊了，這時候，我們看到她對月姐的描繪，這個純樸的女青年因為接待了一位逃亡的朋友，引來了麻煩，有關方面把她的父親帶走了，這位老人家在扣留期間受盡虐待把身體搞垮了。這一大段的社會性描寫是很感人的。

　　在15章，作者的筆尖深入了其時的一些“革命陣營”，她借崔清泉講了這麼一些話：“69年，你們外面有513，我們裡面有肅反。各支部隊，幾百人受牽連，秘密處死。被清算、被剝奪黨籍……，還有自殺的。我親眼見一個上了年紀的女同志，她抗過日，抗過英，老戰士啊，有天也被打成敵姦，只好自我了斷……”

　　這樣慘痛的歷史，在晨硯的作品裡，使我知道，作為一個女作家，她也在沉痛地沉思歷史殘缺的一頁。對於本土短淺的歷史，緬懷與反思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緬懷基本上是一股眷念的情緒，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沒有一個時代的歷史每一節都是穩當的，更何況，千萬人的付出無論如何有助於自己國家最後徹底的掙脫殖民的枷鎖。 這一個意義也無須贅言的。然而，太沉重的歷史，難道不應該引起後人認真的反思麼？ 時代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到底這筆“血的教訓”當如何的對待？我想，這不僅是歷史學家思考的課題，也是一切認真從事創作的作家應該思考的課題了。

　　但願在本土文學界，晨硯的《1961》是一個開始。

原甸

作家、詩人

前新加坡《聯合早報》高級編輯

現任新加坡青年書局總編輯

11/1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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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晨硯，原名黎美容。 **

●美術學院畢業，曾赴臺研習陶藝，慕泥陶舍負責人之一。

●文橋傳播中心文字部主任，福音版編輯。

　1979年開始寫作，第一篇小說為《雕塑家的失戀》；

　1983年，以小說《廬山煙雨浙江潮》進入臺灣聯合報世界小說徵文比賽決選；

　1993年，小說《蕉風嶺》獲香港亞洲周刊第三屆環球小說比賽佳作；

　1996年，以小說《化裝的故事》參加臺灣聯合報所屬北美世界日報之世界華文女作家小展，小說同時在紐約及加拿大刊出。

●著作：《且釀彩虹》、《我們不知道》、《鎔情鑄理》、《我因你的名認識你》、《阿爸，我要你的愛》、《人在基因圖譜》、《二氧化錳媽媽》、《熨斗》、《一根扁擔》及《爸爸，你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