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從原子彈到登月計劃，從探測太陽系外的宇宙，到深入微觀尺度的原子，這些都是「大科學」的產物，至今引導著產官學界的合作。

　　「大」，不是一個誇張的形容詞，而是特指一九三○年代開始，科學界從人員編制、經費投入、儀器尺寸等各方面，皆往鉅型化發展的趨勢。

　　居禮夫人時代的科學，往往由一位科學家，搭配兩、三位助理進行，到一九三○年代之後，一個實驗室可能包括數十名科學家，甚至成長為上千名專家的社群；實驗設備從小到可以放在「掌上」或「腿上」，大型化到好幾棟建築物才能容納得下，甚至巨大到變成「地景」的一部分；經費也不再是一所大學能夠承擔，而是需要傾國家之力，再加上工、商業界的巨頭。

　　是誰創造了新的合作模式？是誰開始追求「大」儀器？答案是，厄尼斯特・勞倫斯（Ernest Lawrence）。

　　他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也是迴旋加速器的最初奠基者。他顛覆了科學家的傳統形象，發展出經營管理者的領導才能，還不拘領域，廣納技術人員。他在經濟大蕭條時代贏得資源，更讓「大科學」在二次世界大戰（加入曼哈頓計劃），以及戰後隨之而來的韓戰和冷戰裡，成為科學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新典範。

　　在「大科學」新典範下，政府（特別是軍事單位）成為經費最大來源，工商業也逐漸影響學術界。科學家如何反省自身角色的改變？科學還是單純追求自然界真相嗎？還是科學界也需要從商業競爭當中，謀取自身利益？對「大科學」的追尋，究竟成就了科學，還是毀壞了科學？科學家如何成為政治裡的科學家？政治圈又如何因為科學社群的介入而改變？

　　無論是褒是貶，勞倫斯創造了我們身處的世界，大科學是我們的進行式。